1、无论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对人体解剖和测量的重要性的强调，抑或王莽时对人体解剖后各器官的逐一测量，这些都需要计量的保证；即以中医本身来说，为人治病，辨症下药，加减剂量，没有计量为其提供技术保障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如此，西晋时兼明医术的朝廷重臣裴頠就曾给晋武帝上言，指出当时度量衡制度已经出现混乱，应该对之进行改革。如果改革一时不能到位，至少也应该先对医用权衡进行改革。
因为“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裴頠的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人们已认识到药物称重计量准确与否，系人命关天的大事。
2、鉴于药物计量对于医疗效果至关重要，历代名医，南朝的孙思邈、陶弘景，唐代的苏恭、王焘以及明代的李时珍，在他们的医著中都有对度量衡量制的论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计量史料。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公元-年，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道教思想家、著名医学家、博物学家、书法家。
陶弘景在药物学思想上提出了按病下药、辨证用药的主张。他认为：“病之变状，不可一概言之，所以医方千卷，犹未尽其理。”
3、陶弘景指出：同一疾病，症状多种，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症状及变化不尽相同，所以用药也应有所差别；而且同一药物会因不同病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产生相异的效果，医生应对药方细加斟酌。
这个道理说的多好啊，可是现在却经常拿来指责中医不能千人一方重复试验，所以得出中医是“落后”的，不符合西方“科学”标准，到底谁不“科学”啊！
陶弘景还说：“按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药“亦有相恶相反者，服之乃为不害，或能有制持之者”。这些都是十分合理的思想。如“甘草丸”有防己和细辛，其性本来相恶，但二者合用就能消除有害的因素。又如半夏本来有毒，但与其相畏的生姜合用，就能克服它的副作用，达到治病目的。
这些富有辩证法因素的药物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传统药物学理论的发展。所以，现在指责中药里有些具有毒性的药物不能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又何尝不是种思想倒退呢？
以至于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遭到放弃，中药的治病的理论是发挥各种药物的药性，“君臣佐使”复合用药，物尽其用，使之能尽力消除药物中的不利影响，发挥最大的药用价值！
4、人们被西式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锁死了，不能辩证的看待事物本身并非机械理想化的存在，而是复杂多变的复合体，受多方面影响，这些因素都会对事物产生不同大小的影响，不能参考这些因素的影响，而是孤立的看待个体，仿佛是生存在真空里一般，这样得出的结论又怎么可能符合现实生活呢？毕竟，现实是多方面影响的存在，中医理论和用药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就是来自于观察天地对人体的影响而产生的治疗方法。
5、《灵枢·骨度篇》以常人为例，详述了人的头围、胸围、腰围的尺寸，以及头面、颈项、胸腹、四肢等各部位骨的长短、大小和宽窄。
《素问·骨空论》则记载了人体头背四肢一部分骨名和骨空的部位。骨空是骨之空隙，包括左右两骨间，上下两骨间以及骨头上的空隙。
《灵枢·经脉篇》《灵枢·经筋篇》叙述了经脉和经筋的起止分布，有许多地方也是从人体表面解剖叙述的，确立了很多人体体表解剖部位的名词术语。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上古名医俞跗，能“割皮解肌，决脉结筋，搦髓脑，揲茺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表明我国古代医家已掌握了应用解剖知识，开展外科治疗了。
6、汉代帛书《五十二病方》，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是迄今发现的最古汉医方书，凡52种病，含医方个。全书为九千九百十一字，抄录于一高约24厘米、长厘米长卷之后5/6部分，卷首列有目录，目录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每种疾病均作为篇目标题，与后世医方书之体例相同。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病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为多见，包括了外伤、动物咬伤、伤痉（破伤风）、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和肛肠病。内科疾病有癫痫、疟疾、食病、癃病、痉病、淋病及寄生虫病等；儿科疾病包括癫痫、瘈疭等；此外还涉及了产科病、眼科病等。
书中对某些病症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如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冥病（麻风病）的症状如螟虫啮穿植物内心，其所发无定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反映出当时对这种疾病的发病特点和症状的认识已较为深刻。
又如，书中关于“伤痉，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伤而颈（痉）者……其病甚弗能饮者，强启其口，为灌之”的记载，清楚地描述了痉病（破伤风）的两个主要症状棗角弓反张和牙关紧闭。这些记述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被现代医学所证实。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余种药物中有草、谷、菜、木、果等植物药，也有兽、禽、鱼、虫等动物药，还有雄黄、水银等矿物药。书中很多药物的功效和适应症都与后世医药文献和临床实践相吻合。书中还记载了有关药物的采集、收藏方法等，反映了西汉以前药物学的发展。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方剂虽仅明确提及丸剂，但实际上已根据疾病的情况及病人的体质，分别使用了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多种剂型，并对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次数、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记载。
《五十二病方》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种外治法。书中有关创伤的16种疗法（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以及烧灼结扎术、结扎摘除术、瘘管清除术等痔疮手术的记载，而且记载了不少手术方法，如精巧的痔科手术器具等。
《五十二病方》中有“颓，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脽旁”记载了治疗腹股沟斜疝的外科治疗方法。
《五十二病方》中所用的外治法不仅仅只有药敷法，而且还有很多。比如药浴法，就是将郁金、白术等药加水2升煮成药汤，把小腿部感染病人的病腿放在药汤内浸洗。又如熏蒸法，可以用秋天的竹叶烧水成蒸汽，用来熏治烧伤。还有熨法，有时就用葱熨冻疮。更有灸法，点燃蒲蝇之类，烧灸灼疣，也就是用烧灼法治疗大家平常所说的“瘊子”。
《五十二病方》一书，不仅对外科病的治疗提供了不少极为实用的方法，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少成就。比如用酒麻醉止痛，即书中“令金伤毋痛方”所记。再如书中对破伤风症状的描述，对麻风病的鉴别诊断，对狂犬病的防治，……等等许多方面，都说明了我国当时站在世界外科学的最前列。
7、中国古代外科手术里，记载了唇裂修补术。据考最早文献记载是《晋书?魏泳之传》“魏泳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仲堪与语，嘉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泳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泳之遂闭口不语，唯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由上述记载，虽然不详手术方法和步骤，但确已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医学文献记载唇裂修补术者，以《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约）为早。但该书也只简单记述“儿生下缺唇，亦能弥缝，然不能掩其痕”。
十五世纪外科学家洪涛，为成化皇帝第九子进行了唇裂修补术，达到“如天成”的水平，由此得“国医”、“补唇先生”称号。同时代的外科世家、唇裂修补术专家吉人桀，擅技五十余年，所作手术之多可想而知，其水平也达到七日补其缺，平复无痕”的效果。可惜均缺具体方法和手术步骤。
隋朝《诸病源候论》（年）巢元方著。五十卷。共分67门、节，详载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状。《诸病源候论》记载的肠吻合术，大网膜切除术，血管结扎术等外科手术的开展，若无人体解剖作基础，显然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诸病源候论》记载的清创缝合术，强调了分层缝合，层次对齐，松紧适度。据李经纬考证，此为“分层缝合或‘8’字缝合法，较之国外早11个世纪”。说明我国古代医家对人体组织解剖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并应用到外科手术实践中，对我国古代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载有食管异物剔除术，葱管导尿法。
8、据《汉书·王莽传》记载，东汉时，太医尚方曾以犯人尸体进行解剖研究。“量度五脏，以竹筵〔ting廷〕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可见为了医学的目的，秦汉时，对内脏的解剖测量研究还时有进行。可惜资料大都散失了。《新唐书》和《旧唐书》著录有《五脏图》、《五脏识》等，可惜也没有留传。
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人体解剖图，是五代烟萝子所绘的《内境图》，这是近人从《道藏》中发现的。五代道士烟萝子绘制于西元年以前的《内境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为后世解剖图的蓝本，其内容与现代解剖学大致吻合，这是中国解剖史上的一大成就。
烟箩子，又名燕真人，五代时著名道士。《王屋山志》云：“燕真人，号烟萝子，王屋里人。晋天福间，得烟霞养道之诀，宅边井里得灵异人参，举家食之，遂获上升。”由此可知烟萝子卒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年）。《正统道藏》收有南宋石泰及其门人所编的《修真十书》，其中《杂著捷径》卷十八收录烟萝子著作多种。其中，有图六幅，依次为“烟萝子首部图”、“烟萝子朝真图”、“内境左侧之图”、“内境右侧之图”、“内境正面图”、“内境背面之图”。
这后面四幅图，是人体内脏解剖的不同侧面图。在左侧图和右侧图上所绘脊柱，均为24节（不包括骶椎）。这与实际解剖是相符的。在正面图上，绘有表示食管和气管两个孔。有肺四叶，心在肺叶下，胃在心下。贲门在胃左，幽门在胃左下，肝在右上，其下为胆。下腹部绘有小肠、大肠、魄门(肛门)、膀胱等。烟萝子《内境图》对后世解剖图有直接的影响。
9、早在魏晋时期道教就有解剖观察的迹象。唐《黄庭遁甲缘身经》、《延陵先生集新旧服气经》、等道经载有关于人体五脏六肺的描述，说明其时确已有解剖人体的实践。宋代的解剖学是医学史上的一次高潮，宋代道经《渊源洞真道妙继篇》有关于人体解剖的记载。
《道藏》中收录有许多内视图及五脏图。唐宋书目及《道藏》中多着录有与《黄庭经》有关的五脏六腑图，如《黄庭五脏图》、《黄庭五脏内景图》、《黄庭五脏六腑导引图》、《五脏旁通导引图》。
其中《黄庭五脏六腑图》今存于《修真十书》卷54。宋吴简《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环中图》是解剖学史上最为称道的解剖图。
烟箩子《内境图》问世以后，曾在宋初广为流传。对后世解剖图产生过很大影响。宋代的两次刑场解剖以后所绘的解剖图，都与烟萝子《内境图》有关。
《朱提点内境论》云：“近世刑人于市，剖而见之，乃云喉中有三窍，一水一食一气，其诬甚矣。又云肾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乃以烟萝子《朝真图》为非，岂知足厥阴受病则舌卷而卵缩，况刀锯之恐耶？”
文中提及的“近世刑人于市”，当指庆历年间，杜杞镇压欧希范等人起义，命宜州推官吴简率医生画工进行尸体解剖，画成《欧希范五脏图》。因为喉中三窍是此图的错误之处，后为杨介纠正。文中既云“以烟萝子《朝真图》为非”，可能是指《欧希范五脏图》根据刑场解剖的发现，对烟萝子《内境图》的内容提出非议，说明吴简、宋景等人也参考过《内境图》。
宋代解剖图的最高成就是泗州名医杨介绘制的《存真环中图》。据《郡斋读书志》记载：“崇宁间，泗州刑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亲决膜，摘膏盲，曲折图之，尽得纤悉。介校以古书，无少异者，比《欧希范五脏图》过之远矣，实有益于医家也。”杨介曾往茅山访道，可能是从道士手中得到了烟萝子的《内境图》，以此为蓝本，参照刑场解剖的发现，加以改进增益，绘成了《存其环中图》。所以贾伟节序云“取烟萝子所画，条析而厘正之”。
10、《存真图》虽已亡佚，但日本僧医棍原性全的《顿医抄》和《万安方》中保留了其中的几幅图；南宋朱肱《内外二景图》、元孙焕的《华佗内照图》、王好古《广为大法》等皆以此为蓝本，明清两代的解剖图几乎全部承袭杨介之图。烟萝子的《内境图》，绘制于五代末年（公元－年），比《欧希范五脏图》（年）早余年，比杨介《存真环中图》（年）早多年。因而它是我国最早的解剖图，并且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奠定了后世解剖图的基本格局。
明清时期许多著作，如王圻的《三才图会》及《脏腑证治图说人境经》（简称《人境经》）等书都有引用。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而今天这一切却鲜为人知，将之打成了“封建迷信”，真是令人遗憾！
11、北宋在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上有重要成就。此期间前后曾进行过两次人体解剖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两部人体解剖学图谱——《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宋仁宗庆历年间（～），广西地方官府处死欧希范等五十六名反叛者，并解剖死者的胸腹，宜州推官吴简(一作灵简)与医生和画工较仔细地观察了这些尸体的内脏器官，并由画工宋景描绘成图，这便是《欧希范五脏图》。
这一史实在当时及稍后的许多史志及笔记文集中部有记载(范缜《东斋纪事》卷一，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李攸《宋朝史实》卷十六、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十九、郑景壁的《剧谈录》等都或详或略地记载了其始末)，该图早已佚失，难以知其详情，从《史记标注》转引杨介《存真图》中所载吴简的一段话中可以窥其大略，《存真图》云：
“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记，详得其证。吴简云：‘凡二日剖欧希范等五十有六腹，皆详视之，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则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如所绘焉。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育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有在心之左。至右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别内外之应。其中黄漫者脂也。’”。
《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不过，就其在历史上的影响而言，实不及其后问世的杨介《存真图》。《存真图》是宋徽宗崇宁年间(～)由医家杨介和画工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被宋廷处决剖刳的反叛者的胸腹内脏绘制而成的解剖图谱。《存真图》至清代初期尚存，《文渊阁书目》和《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医家类》均有著录。元、明时期的一些医书还转录了其解剖图谱及其说明性文字，《存真图》现在虽已佚失，但其部分内容却由这些医书而得以保存下来。
12、《存真图》的绘制十分简细具体，它不仅有人体胸腹内脏的正面、背面和侧面全图，而且还有分系统、分部位的分图，如：《肺侧图》、胸部内脏的右侧图形；《心气图》为有侧胸、胸腔的主要血管关系之图；《气海横膜图》，为横膈膜正在其上穿过的血管、食管等形态图；《脾目包系图》，为消化系统图；《分水阑图》，绘出了泌尿系统；《命门、大小肠膀胱之系图》，绘出了泌尿生殖系统。所绘诸图及其文字说明大致正确。
《存真图》比《欧希范五脏图》有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存真图》更加详细具体，也更加精确。如《欧希范五脏图》认为喉中有三窍，而《存真图》则明显绘示出喉中只有两窍，纠正了前者的错误；《心气图》绘出了心脏与肺、脾、肝、肾等脏器的血管联系，这是中国古代生理解剖学史上的重要发现。不过，《存真图》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漏绘了胰脏等等。尽管如此，《存真图》仍不失为中医史上一部有价值、有成就的解剖学图著。
《存真图》问世以后，很快便取代了《欧希范五脏图》在解剖学领域的位置，成为当时及后世生理解剖学图著的范本。宋以后医籍中所描述的人体脏腑图形及其文字说明，基上都取之于《存真图》。
13、宋代《洗冤集录》（-年）是中国古代法医学著作。南宋宋慈著，刊于宋淳祐七年（），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该书的最早版本，当属宋淳祐丁未宋慈于湖南宪治的自刻本，继又奉旨颁行天下，但均已不传。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刻本《宋提刑洗冤集录》；兰陵孙星衍元椠重刊本或称《岱南阁丛书》本；此外又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2卷本；清代多种刻本与元刻本完全相同。全书5卷53目，7万余字。前有作者自序。卷1包括条令、检覆总说、疑难杂说等目；卷2—卷5分列各种尸伤的检验区别等项。书中不只有大量验尸、验伤的内容，还有相当篇幅的现场勘查规范。其余52目，排列分卷不甚有序，各目下内容亦有穿插交错，但细加缕析，其内容大致可分三方面：1、检验官员应有的态度和原则；2、各种尸伤的检验和区分方法；3、保辜和各种救急处理。本书对尸体现象、窒息、损伤、现场检查、尸体检查等方面都有较科学的观察和归纳，有的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
主要成就有：尸斑的发生与分布；腐败的表现和影响条件；尸体现象与死后经过时间的关系；棺内分娩的发现；缢死的绳套分类；缢沟的特征及影响的条件；自缢、勒死与死后假作自缢的鉴别；溺死与外物压塞口鼻而死的尸体所见；窒息性玫瑰齿的发现；骨折的生前死后鉴别；各种刃伤的损伤特征；生前死后及自杀、他杀的鉴别；致命伤的确定；焚死与焚尸的区别；各种死亡情况下的现场勘验方法等。第52目“救死方”下，收集了自缢、水溺、暍死、冻死、杀伤及胎动等抢救办法及单方数十则，都是通过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14、明朝《类经图翼》记载了人体全身骨骼名称，详细计量了全身骨度。明代外科医学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写到，他在鼻息肉手术中，使用“回香草散”麻醉。回香草散是由回香草、高良姜两味药制成的局部麻醉药。他在书中记述：先用回香草散连吹入鼻黏膜两次，然后用一根丝线套上鼻息肉的根部，绞紧，向下一拔，息肉就脱落了。
明代眼科学家傅仁宇称“针拨之针”肇始于华佗。这里提到的“针拨之针”，就是指我国历史悠久的晶状体针拨术了。南北朝期间，史书已多处记载金针拨白内障手术后复明的轶事。
15、清朝李滢《身经通考》对人体体表解剖记载成为该书主要内容，其内容详实而基本符合实际。除此之外，尚有更多外科操作：人工呼吸法及胸外按压法——首载于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导尿术——首载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详细介绍于唐·孙思邈《千金要方》。鼻饲术——首载于宋金时代《圣济总录》。腹腔穿刺（放腹水）术——首载于《灵枢·四时气》。内腔镜钳取异物术——首载于金·张从正《儒门事亲》。喉外科分层缝合术——首载于明·王肯堂《证治准绳》。
16、中医外科器具
关于中医外科器具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有石可以为砭针，堪以破痈肿者也。”，《素问》也记载，“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
那时，人们用砭石制作成各种医疗器具，如砭针、砭镰，并且有大小不同的尺寸。砭镰类似于刀片，可以用来割去肿瘤，削掉腐肉。目前于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砭镰，距今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刀。
不仅如此，砭石本身也用于养生治病，有调理气血、疏通经络的作用。现代医学也发现，砭石含有至少三十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随着铜器、铁器不断普及，人们开始使用铜铁等金属制成针、刀、镰和许多其它外科手术器械。
秦汉之后，外科手术器具不断发展。唐代的出土文物中已有镊子、剪刀这样的常见外科手术器械，宋代时已经出现较为完整的常用外科器具，如针、剪、刀、钳、凿，在《世医得效方》和《永类钤方》等书中都有记载。
黑龙江省首次发现了4件辽金时期的一组外科手术工具——刮刀、镊子、手术刀、启子。目前被确定为国家级珍贵文物，收藏在萝北县黑龙江流域博物馆内。这4件铁器分别为刮刀、镊子、手术刀、启子，均为生铁锻造，后经抛磨加工而成。其中，刮刀长12.5厘米，刃部尖端顶背拐角上扬，刃部呈侧锋凹陷状。镊子长9.0厘米，由2个宽约0.5厘米的铁片在尾部经过锤锻后黏合在一起；与现代镊子相比，尾端多了2道环箍，可以前后推拉，便于夹取物件固定之用。手术刀长11.2厘米，刃部锋利，是完整一体的铁制工具，与现代医用手术刀相仿。启子长13厘米，前端有2个前伸的双齿，双齿的尖头呈正方形，腰部扁平，后端有一根节。
这充分说明，像柳叶刀这样的外科手术器械在明代已广泛使用。同墓出土的还有平刃刀、镊子、剪子、牛角柄铁质圆针。平刃刀刃口位于刀的下端，前方扁平薄锐，约长2.5厘米。刃口较短，应是切开较小面积皮肤和“死腐、余皮”之用，用刀时刀体与皮肤垂直，作纵向切开。出土的两把外科用的铁质镊子，也叫做“大钳”、“长钳”、“钗”等。
17、《外科明隐集》中说这种形状类似于今天的镊子的工具，其用途是“用以枷捏余皮顽腐，以得刀割之便也。”
《外科心法真验指掌》也说：这种手术工具的功能是“……捏溃疮之腐肉，取之，去之，不可伤好肉，伤则血流。”与某些中医著作中所绘制镊的形状相同。同墓中出土的外科用剪子，大体与家用剪相仿，仅在尖端有方头和尖头区别，江阴出土的两把铁制小剪，是外科手术中辅助刀、针的常用工具。这些古代外科器具的原件现都藏于江阴县文化馆中。该墓中出土的牛角柄铁质圆针，它的刃尖呈卵形,已略有磨损，是当时针灸和外科医疗的常用工具。这些外科手术器械在当时的广泛使用，说明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发展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高文晋于年编《外科图说》，书中载有器械图谱，如首页绘有“外科应用刀剪钳针各式物件全图”，仅对手术器械的描绘就有三十多种。
清代医家何景才撰写的《外科明隐集》中，简述了开疮刀、三棱针、平刃刀、月刃刀、剪子、镊子几种外科手术器具。开疮刀最薄利锋锐，取其速入急出；三棱针刺放瘀滞毒血，取其刺孔宽豁，让瘀汁通流；平刃刀割除死腐余皮，用之随手得便；月刃刀割除深陷之内瘀腐；镊子夹捏余皮顽腐，让刀割更方便。
18、桑皮线：中国最早发明的外科缝合线
清创缝合术是我国外科史上的重要发明之一，广泛应用于人体各部的开放性损伤，历代医家代有发明。
《五十二病方》中有用酒清理创伤的记载；晋代葛洪首创用盐水清理伤口，外敷蛇衔膏后再进行手术；
《诸病源候论·金疮肠出候》载：“金疮肠断，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而纳之。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证明当时已经能做早期的断肠清创缝合包扎术。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肠吻合手术记录。
隋唐时代，除了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清创缝合术外，对缝合伤口的材料亦有了改进和提高。最重要的发明是使用桑皮线缝合肠管和皮肤，并广泛应用于临床且取得了良好疗效。缝合术是中医外科史上的重要发明。“桑皮线”就是常用的缝合线之一。
所谓桑皮线，即取桑树之根皮，去其表层黄皮，留取洁白柔软的长纤维层，经锤制加工而成之纤维细线。桑皮线不仅制作方法简单，应用方便，且不易断折，更有药性和平，清热解毒，促进伤口愈合的治疗作用。
《医心方》为书名。日本·丹波康赖撰。三十卷。成书于公元年（日永观二年）。刊行于年（日安政六年）。《医心方》卷十八《治金疮肠断第七》里，曾引“万氏方”说：“……若肠已断者，以桑皮细线缝合，热鸡血涂之，乃令入”。
《删繁方》南北朝谢士泰撰。谢士泰《删繁方》上有“治金疮肠出方：去桑皮细线缝肠复皮，用蒲黄粉粉之。”
宋代郭彖（tuàn）·睽车志：“霖窘迫，以刀自裁，收之不死，医者以桑皮缝合其创傅药，……”。
除见于《千金方》、《外台秘要》、《世医得效方》等记述外，明·于慎行《谷山笔尘》中介绍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案例：武则天长寿三年，有人密告皇嗣李旦（即睿宗）“潜有异谋”。臭名昭著的酷吏来俊臣对李旦左右的人严刑拷打，逼他们供出皇嗣“谋反”的罪行。——此案例又见刘肃《大唐新语》卷五之《忠烈第八》，《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唐记二十一》长寿二年条，及苏颂《图经本草》均有转述。
明代陶宗仪《辍耕录·孝行》中有：“邑人俞浩斋闻而过其家，视良吉胸间疮裂几五寸，气腾出，痛莫能言，俞为纳其心，以桑白皮线缝合，未及期月，已无恙矣！”
“桑皮线”，就是取桑树的根皮，剥去外层粗皮，慢慢撕下内层筋纹，然后再把一根根的筋纹包裹在外皮中，把细线从头到尾抹七次，再取出来，让细线滑润如丝，收起放好。将这些丝线放入装有药水的小瓶中保持湿软，用的时候取出，在沸水的蒸汽上薰蒸一下，细线就绵软如新，穿入细针，就可以缝合伤口了。
“桑皮线”最大的优点是无需拆线，这种细丝会随着伤口的愈合而长在肉中，与人肉融为一体。
桑皮线取用方便，而且不易折断。不仅如此，桑皮本身药性平和，更有清热解毒、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因此法中断，现在人知道的很少。这种缝合线明显不是更好吗？还能够被身体吸收，不用拆线，省得留疤痕，可惜，没有了........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